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称《建议》）明确提出“强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彰显着党和国家对未来发展的深远擘画、对未成年人成长的深情守望。

《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起草组成员、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苑宁宁认为，《建议》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置于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的战略框架下，体现了党和国家在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与公共安全治理关系的前瞻性把握。

近年来，时有发生的学生欺凌事件、低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案件等牵动着公众神经，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预防与治理成为亟待破解的社会课题。“十四五”期间，我国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及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方面持续发力。具体来看，《刑法修正案（十一）》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刑事责任年龄进行了个别下调，释放“对未成年人犯罪宽容不纵容”的信号，筑牢防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坚固防线；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国法院共有2700余个少年法庭，9100余名员额法官专攻未成年人审判，让未成年人审判工作更加科学专业；中小学法治副校长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有力推动未成年人法治素养的提高……

法律法规日益完善、司法实践不断创新、社会协同多点突破，共同夯实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的深厚根基。但现实隐忧仍未根除，当前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形势依然严峻，更凸显“强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工作的迫切性与必要性。

河北大学少年儿童组织与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薛国凤分析指出，消费主义蔓延、人口流动性增强等社会环境变化，网络不良信息的持续性、广泛性侵蚀，叠加教育内卷化等多重因素，影响着未成年人正确三观的塑造。此外，部分学校法治教育流于形式、心理疏导滞后，社会矫治资源分配不均、专门教育机构覆盖面不足等短板，进一步放大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潜在风险。

当社会变迁催生新的治理难题，原有的预防和治理体系必须与时俱进、迭代升级。这，也正是《建议》提出“强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的现实背景。薛国凤认为，“强化”二字背后蕴含的深层逻辑与实践导向，是对我国多年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的司法实践、教育举措等的肯定与承继，也体现了我国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同时又致力于教育好未成年人的决心和行动。

诸多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单一手段难以奏效。面向“十五五”，对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的“强化”，需多维度协同发力。苑宁宁表示，预防是经济有效的治理方式，需着力构建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位一体的保护大格局；治理过程中也应贯穿预防思维，通过精准矫治与教育感化，防止再犯风险。薛国凤进一步建议，要合力做好普法教育，并引导未成年人认识自己在社会中的多元角色，以增强社会与情感能力、消减违法犯罪动机。在治理层面，她认为，对于罪错未成年人，既不能一惩了之，也不能不惩而纵，应坚持“惩教结合”，按照司法处置和干预情况融挽救、教育和感化于一体，帮助其顺利回归社会。

当前，全国各地的一系列创新实践正在开展。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用AR、VR技术打造面向青少年的沉浸式法治课程，让规则意识在孩子们心中扎根；重庆市九龙坡区上线校园欺凌预警模块，通过分析学生行为轨迹和情绪数据，干预潜在冲突事件；盐城市公安局亭湖分局自主研发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服务平台，构建闭环帮治流程，已使纳入管理的未成年人失管率下降95%……法律的刚性守护、教育的柔性浸润、社会的温情托举、技术的智慧护航等同频共振，为“十五五”时期“强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提供了重要的路径参考。

守护每一颗“幼苗”向阳而生，就是在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培养未来生力军。在“十五五”新征程上，当制度的屏障愈发坚实，当关爱与引导无处不在，未成年人成长的迷雾终将被驱散，万千“幼苗”必将成为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材！（谢伟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