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PE镜片为儿童青少年近视管理提供创新实践

央视网消息：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是中国面临的重大公共卫生课题。过去十年，中国近视防控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从各类干预方法的不断涌现，到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近视防控方法最齐全的国家之一。其中，特殊设计的功能性框架眼镜因其配戴方便，成为目前应用最广的防控工具之一。然而，面对市场上种类繁多的产品，一个根本性问题长期未能得到解答：这些干预方法究竟为何有效？当部分孩子对某种产品“不应答”或效果不佳时，临床又该如何科学调整干预方案？

在第六届守护全生命周期眼健康大会上，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姜珺教授团队分享的一项探索性研究成果，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来自中国学者的原创性探索。这项基于高阶相位元件（High　Order　Phase　Element，简称HOPE）设计理念的光学技术，从真实的患者需求出发，经历机制突破、跨学科协作、产业转化与临床验证的完整链条，最终形成了惠及患者的创新产品。这一跨越“死亡谷”的路径，不仅被业界视为转化医学在近视防控领域的典型实践，也为理解“新质生产力”如何赋能健康中国提供了生动注脚。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姜珺教授

追问“黑箱”：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中国近视防控的成效与国际影响力有目共睹。国际近视研究院（IMI）白皮书在总结各类高标准的干预措施循证证据时，大量引用了来自中国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RCT）研究成果，彰显了中国在该领域的引领作用。

但对临床医生和家长而言，更现实的困扰在于：各类光学产品背后的作用机制依然不甚清晰。主流理论普遍认为，特殊设计的框架镜是通过在视网膜前方形成“近视离焦”信号，从而抑制眼轴增长。然而，临床中却不断出现难以用该理论完全解释的现象：部分与离焦并无显著关联的设计，同样能取得确切的防控效果；同时，仍有一部分儿童对现有产品呈现出“不应答”状态。

姜珺教授坦言，如果背后的机制不清晰，就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个体化的精准干预更无从谈起。这不仅是医学界的学术拷问，更是千家万户的现实关切。

一次“反向实验”，打开理论突破口

为了打破理论瓶颈，姜珺教授团队决定从一次“反向设计”的实验中寻找突破口。既然主流产品大多基于“近视离焦”理论，团队便打破常规，设计了一款微透镜为负屈光力的（“远视离焦”）微结构镜片，使微透镜产生的散焦点阵落在视网膜后方。实验结果出人意料：无论是正屈光力还是负屈光力设计的微透镜，都能有效控制近视的发展。

这一重要发现证实，真正起作用的并非离焦的方向，可能是微透镜阵列产生的模糊信号刺激本身。通过正、负微透镜设计镜片的试验，团队打破了原有的机制局限，创新了近视防控的理论认知。

HOPE镜片（π乐思镜片）示意图

基于这一理论突破，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姜珺教授团队随即与该校厉以宇教授的精密光学研发团队展开跨学科合作，提出了采用高阶光学相位元件来设计阵列微结构，以“高频相位调制”方式来量化光学刺激的新技术路线。这项被称为“HOPE”的技术，使得原本不可见的模糊刺激拥有了可量化、可调控的指标参数。从经验依赖的“黑箱”到科学量化的“明箱”，为近视防控提供了可量化的干预抓手。

在效果与舒适之间，寻找“平衡量”

科学的突破最终必须落脚于患者的真实获益。针对长期困扰临床的“效果”与“舒适度依从性”痛点，HOPE镜片（π乐思镜片）在设计上进行了着力攻坚。

一方面，高强度的光学刺激往往伴随周边视野模糊，容易导致儿童配戴不适，进而影响依从性与配戴时长。为此，HOPE技术实现了光学微结构100％的填充率与均匀分布，并创新性地引入了“动平衡”设计理念：无论患儿眼球转动从哪个角度注视，光学微结构对镜片成像质量的影响均能保持高度的一致与均衡。临床数据显示，使用该镜片的近视儿童在配戴首月的每日配戴时长与普通单光镜片组无统计学差异，均可达11小时以上，配戴者能够快速适应并获得极高的配戴满意度。

另一方面，高频相位调制提供的高强度、高密度、全视程光学刺激，为近视进展期及以往近视防控效果不佳儿童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一年期随机对照试验表明，HOPE镜片组（高强度刺激的A组）儿童屈光度平均增长仅为0.36D，眼轴平均增长0.16mm；对比之下，空白对照组则分别增长了0.79D和0.34mm，防控效果明确。

更耐人寻味的是，研究中发现不同刺激强度的镜片在控制效果上虽有数值差异但无统计学差异，呈现出一种控制效果的“天花板效应”。姜珺教授指出，这意味着每个孩子对光学刺激都可能存在一个专属的“平衡量”。这一发现预示着，未来的近视管理必将摒弃“千人一方”，迈向为每个孩子寻找最适配方案的精准化新阶段。

跑通“死亡谷”，医工交叉的新质生产力样本

从科学发现到最终走向生产线，横亘着转化医学中极难跨越的“死亡谷”——大量有潜力的实验室成果在此折戟，沉睡于书架之上。HOPE技术的成功转化，核心在于跑通了“临床出题、基础解题、产业答题”的协同闭环。

姜珺教授认为，该项技术能在短短两年多时间内快速完成向康恩德等产业端的专利转化与落地应用，得益于三重因素叠加：其一，是临床团队二十余年在严格的研究体系与高水平项目中的深厚积累；其二，是眼科临床与光学、材料、制造等团队深度的跨学科“医工交叉”协作；其三，则是依托国家层面将近视防控上升为战略高度后，政府、学校、家庭与医疗机构形成的有力支持网络。

这种以临床需求驱动精准研发、以多学科交叉实现协同创新、以产学研用融合提升转化效率的模式，正是“新质生产力”在医疗器械与健康产业领域的生动表达。

展望未来，研发团队正着手进行大数据的深度分析与模型搭建，旨在实现对患儿近视干预效果的早期精准预判，推动近视防控迈向更科学的数据化决策阶段。

当中国近视防控逐渐从“跟跑”迈向国际“领跑”的新阶段，原创性的理论突破与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产品愈发凸显其时代价值。这不仅是医学科技自立自强的题中之义，更是守护数千万中国儿童青少年光明未来的中坚力量。